“如果將科技巨頭比作擁有奔騰之力的烈馬，那么反壟斷制度就是規范巨頭行為的‘韁繩’。反壟斷監管的目的并不是馴服馬匹，而是確保賽場上所有馬匹都能公平奔跑。”黃志雄說。
7月24日，202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數字絲路發展論壇在泉州舉行。在當天下午的主論壇上，武漢大學網絡治理研究院院長黃志雄發布了該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全球數字經濟領域反壟斷法的實踐與展望》（以下簡稱《報告》）。這份報告通過對全球主要法域監管實踐的細致觀察，試圖厘清其背后的理論爭鳴、實踐困境與未來趨勢。
《報告》指出，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實踐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其中可勾勒出的一條未來主線是：人工智能將成為反壟斷執法的核心關注。對AI價值鏈關鍵節點的控制以及大型科技企業與AI初創公司之間的非傳統合作關系，將受到持續嚴格的審查。
反壟斷執法機構強化對整個AI價值鏈的審查
《報告》提及，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AI的崛起，已迅速將自身推向了全球反壟斷監管的風口浪尖。為此，執法機構加強了對整個AI價值鏈的審查，以識別潛在的競爭瓶頸。
AI為何會引發競爭擔憂？此前有專家向南都·反壟斷前沿分析，大型科技公司已在諸多領域占據市場優勢地位，在AI方面也表現出很強的控制力。類似數據、算力、基礎設施等資源越來越多地被一小部分公司所掌握，反壟斷監管機構對此保持高度關注。還有聲音認為，人們越來越擔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會利用其競爭優勢，在AI基本生產要素方面設置進入壁壘。
武漢大學副教授周圍是這份報告的牽頭人。他告訴南都·反壟斷前沿，目前反壟斷執法機構最大的擔憂來自研發環節，美國、歐盟、英國、德國、法國都針對巨頭和AI初創企業的投資合作行為展開了調查——“這種投資合作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經營者集中交易，但是能夠產生類似集中的市場隱憂。”
比如，微軟對Open AI的投資行為，在美國和歐盟面臨反壟斷調查；亞馬遜、谷歌加注投資初創AI公司Anthropic也引起競爭擔憂，英國明確表示將評估這筆投資是否會損害英國市場競爭。
《報告》指出，反壟斷執法機構對亞馬遜、微軟、谷歌等主要云服務提供商的審查日益嚴格。這些公司不僅提供關鍵的計算基礎設施，同時也在開發自己的AI模型，并與領先的AI初創公司建立深度合作關系。監管擔憂，這可能進一步鞏固這些巨頭在云服務和AI模型領域的權力，強化對云計算基礎設置的控制。
同時《報告》認為，反壟斷執法機構將更加關注大型科技企業與AI初創企業之間的非傳統合作關系，如少數股權投資、人才收購以及復雜的戰略合作。這些交易將被仔細甄別，以判斷其是否構成了規避傳統經營者集中審查的“事實上的合并”。
值得一提的還有全球AI芯片巨頭英偉達。7月9日美股開盤，英偉達成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4萬億美元的公司。從2023年初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到現在飆升至4萬億美元，英偉達只用了兩年多就登頂全球市值冠軍。
但與此同時，英偉達這兩年收到了多張反壟斷“黃牌”警告，面臨來自美國、歐盟、英國和法國的審查。去年12月，中國市場監管總局也宣布依法對英偉達公司開展反壟斷立案調查。
《報告》分析認為，執法機構一方面重點關注英偉達等芯片制造商是否存在捆綁銷售或限制客戶使用競爭對手產品等排他性行為；另一方面則普遍關注控制海量專有數據集的公司，可能會獲得無法逾越的競爭優勢。
在AI反壟斷監管中，《報告》還提到，執法機構普遍采用數字生態系統的視角來審視競爭，即大型科技企業是否控制了AI價值鏈的關鍵層（數據、算力、模型、應用)，以及這種控制權如何被用來排擠相鄰層次的競爭。
數字經濟反壟斷目標轉變，更關注更廣泛的社會價值
新一輪科技的爆發式增長，不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機遇，也讓全球數字經濟領域反壟斷監管經歷著深刻的變革。
據黃志雄介紹，當前財富和權力正向少數大型科技企業高度集中，日益引發社會的普遍憂慮，反壟斷執法機構也越來越難以同時實現傳統消費者福利、培育產業冠軍和保障顛覆性創新等三個目標。為了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特別是人工智能的興起，反壟斷的理論、工具和目標正在被調整、改造，甚至被徹底重塑。
以反壟斷目標為例，《報告》指出，世界各地正掀起一場反思傳統反壟斷目標的浪潮，其核心是超越僅關注價格效應的狹隘“消費者福利”標準。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許多數字服務是免費供消費者使用的，這使得基于價格的損害理論難以適用。
因此，執法機構開始將公平、機會、財富分配、可持續性以及創新保護等更廣泛的社會價值納入反壟斷的考量范圍。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歐盟《數字市場法》對“可競爭性”尤其關注。
《報告》還聚焦數字經濟反壟斷與全球化的背景。黃志雄提到，全球數字貿易與數據流動的總量在高速增長，但治理規則正日益碎片化。這就導致了一個矛盾的局面：世界通過數字化實現了更緊密的連接，但在這些連接之上進行全球化運營，卻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和昂貴。
“資源雄厚的大型科技企業能更好應對不同法域復雜甚至沖突的法規，而初創企業則可能因高昂的合規成本而卻步。因此，旨在約束巨頭的監管行動，客觀上可能反而提高了市場準入壁壘。”黃志雄說。
展望未來，《報告》認為，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實踐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舊的規則正在失效，新的范式正在形成。同時報告嘗試勾勒出數字經濟反壟斷的四條未來主線：
一是人工智能將成為反壟斷執法的核心關注。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審查將貫穿整個人工智能價值鏈——從上游的芯片、數據和算力，到中游的基礎模型，再到下游的應用層。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在不扼殺創新的前提下，有效防止市場力量的過度集中是監管面臨的核心挑戰。《報告》認為，反壟斷執法機構將極力達成一種平衡：既要防止現有巨頭利用其資源優勢扼殺競爭，又要避免過度干預對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和發展造成“寒蟬效應”。
二是事前監管模式將繼續向全球擴散。日本、印度、巴西陸續推出本土化的事前監管方案后，更多國家也在考慮或引入類似的“事前規則”。各國將根據本國國情，對發軔于歐盟的“守門人”制度進行修改和應用。
三是反壟斷救濟措施將不斷演化。除了“行為”與“結構”的持續博弈，以數據可攜性和互操作性為代表的“第三條路徑”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報告》認為，反壟斷執法機構將越來越多地強制要求平臺開放數據接口，以降低用戶轉換成本，削弱網絡效應的鎖定作用，數據可攜帶性和互操作性將成為反壟斷救濟的核心組成部分。然而，如何平衡數據共享帶來的競爭效益與潛在的隱私和安全風險，將是一大焦點議題。
四是隱私保護與競爭法的協同將走向深化。數據保護機構與反壟斷機構的合作將成為常態。具體表現為，侵犯隱私行為可能被作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關鍵證據之一。同時，在涉及數據驅動型商業模式的案件中，跨部門的聯合調查和信息共享將成為標準流程，以確保監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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